天涯博客

要看到农民工返乡的积极面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出口企业订单减少、利润下滑，部分企业转产、停产，一些农民工开始返乡。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农民工返乡现象会继续扩大吗？当地政府应该如何对待返乡农民工？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常凯教授。 　　返乡农民工，是当地发展的财富 　　记者：有人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已经开始通过劳动力转移体现出来了。但是，与此同时，我国产业转移也正在进行着，并在劳务输出地、输入地催生了农民工双向流动。因此，国际金融危机和产业转移效应叠加，劳动力流动比往常频繁。您是否赞同？ 　　常凯：产业转移有两种导向，一种是政策性导向，比如，广东实行“腾笼换鸟”战略。一种是市场性导向，这次劳动力流动现象，突出表现为农民工返乡，确实有产业转移的因素，但不是最主要因素。我认为还是受国际金融危机等经济形势的影响更大一些。 　　记者：有人认为这种转移给当地带来有利影响，有人认为给当地带来就业、治安压力。您是如何判断的？ 　　常凯：大批农民工返乡，当地政府肯定存在就业、治安、社会保障等压力。但是我们应将目光更多投向返乡农民工带来的积极影响。这些农民工出去以后，受到这么多年市场的训练、现代产业的训练，肯定在创业方面更有积极性、在就业方面更有竞争力，对当地发展来说，是一批人才。 　　扶持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需更加务实 　　记者：有人认为，许多农民工返乡属于正常的季节性返乡。您对这一波农民工返乡形势，有什么判断？ 　　常凯：农民工返乡的原因需要具体分析，比如外向型经济、外资企业比较集中的广东等地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就比较大，而内向型经济、民营企业比较集中的浙江等地影响就相对小些。 　　返乡农民工中，相当部分年轻的农民工已习惯城市生活，肯定还是想回到城市，或在当地就业，或是向其他地方转移。还有部分农民工得回去务农，市场不可能解决全部问题。 　　记者：对于返乡农民工，当地政府应该对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措施？ 　　常凯：政府一方面要有“过冬”的准备，另一方面，政府还有时间，政策调整应该更加务实点。 　　首先，对于农民工返乡要有组织化、秩序化，尽量帮助农民工培训，创造就业岗位。但创造就业岗位不光是培训就能解决的，还需要扩大就业接纳能力，这包括引进资金、产业调整、组织公共工程等；其次，鼓励返乡农民工灵活就业。要鼓励和支持有资金积累、技术积累的农民工以创业带动就业。但能够创业的农民工毕竟是少数，所以，更多的应该是鼓励和支持农民工自谋职业，包括个体生产、个体经营等自雇形式的灵活就业；再次，需要加快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改革和完善。在目前暂时还无法实现农民工社保全国统筹的情况下，是否可以考虑在劳动力输出和输入大省之间首先实现统筹。而且也需要加快完备农村人口的社会保障。 　　同时，农民工也要有务实的态度，实在找不到工作时，也可以在家乡务农，现在农村政策放宽了，农业并不是没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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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04日 11:48:19　评论(0)

返乡的农民工何时过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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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04日 11:47:31　评论(0)

你如何看农民工返乡？

　　最近一段时间，令人关注的是农民工返乡的新闻。 　　据安徽媒体11月30日的消息，该省已有40万农民工提前返乡，占外出务工农民工总数的3.6%。这是继劳务输出大省江西之后，又一个能具体报出返乡农民工确切数字的省份。此前，江西省的相关报告称，该省共有30万农民工返乡。 　　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有关企业倒闭、农民工返乡的传言不绝于耳，但是，很多传言中的数字很快又遭到质疑。这提醒我们，应对金融危机，最基础、最迫切的工作是掌握准确的、动态的信息，以备决策部门提出相应对策。当然，农民工分散而流动性较强，信息搜集有相当难度，稍有滞后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地方政府应该密切关注相关动态。江西、安徽两省能及时掌握较确切的信息，实属难能可贵。 　　提及“农民工返乡”，许多报道多呈紧张情绪。然而，值得分析的是，大批农民工提前返乡，虽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事，但具体情况却需分别对待。 　　从产业布局来看。劳动力的就业状况向来就是产业状况的风向标。改革开放30年，大批农村劳动力向东南沿海转移，是因为珠三角、长三角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兴起。而现在，在人民币升值、汇率变动、金融危机等因素的作用下，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到挤压，一些企业关停并转在所难免。在这样的前提下，歇业的农民工返回家乡，不失为一种选择。可以说，这一次劳动力的返乡休养，或许就是为下一次产业的升级积蓄能量，当然前提是相关地方和部门能积极引导，及早制定培训计划。 　　从农民工的实际情况看。据分析，提前返乡的农民工有几种情况：一是认为当前在城里呆着收入不高，与城市生活相比，回乡生活的成本可能更低，无奈只好回家等待机会。二是国家一系列政策对农村的倾斜，让他们感觉在家乡也可能存在发展的机会。从实际看，这两种情况也不无道理。农民工从农村向沿海转移，是基于一个前提：城市有足够的就业空间。如果这个就业的空间缩小或是投入产出比不合算了，农民工自然有权作出去留的决定。 　　劳动力的使用随产业的波动而波动，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只是这样一个波动来得太突然，我们一时还不能适应。在经历了长时间、大规模农民工由西向东的转移，不久前才遇上“用工荒”，当这一难题尚未解决之时，我们又猝不及防地要面对大量农民工下岗返乡潮。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虽然看似深不可测并难以驾驭，其实仍有迹可循。返乡潮的提前出现，不但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经济转向的讯号，更是一个需要直接面对并解决的现实经济现象——事实上，我们早就该关注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了，现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契机…… 　　大批农民工返乡，让我们得以再次思考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富余劳动力如何使用，并进行新的探索。各地各部门已经开始行动了。江西、安徽、湖北等地引导农民工到省内企业工作，并进行培训；教育部也发出通知，让职业学校培训返乡农民工。这些应对的措施都是积极的。如果行之有效，不失为转“危”为“机”的新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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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04日 11:46:21　评论(0)

农民工居然可以买得起30万的房子(转载)

　　11月27日，华远集团总裁任志强在出席“2008中国企业竞争力年会”时表示，房地产行业并不是一个暴利行业。任志强说，房地产行业近些年对经济的带动，令大多数人产生了“暴利行业”的误导。任志强还表示，农民工并不是买不起房子，农民工可以承受30万房价的人占28.8%（来自网络） 　　一直以为农民工收入很低、生活很苦，现在看来是我错了。很惭愧，买30万的房子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居然有近三分之一的农民工可以承受， 这让我既震惊又郁闷。震惊的是原来我一直被媒体关于农民工讨生活难的宣传报道给欺骗了，郁闷的是一直自认还不错的生活居然不如农民工。看来以后得为农民工正名了 ——如此的收入水准直逼中产阶级嘛。 　　不过反过头来想了一下：这农民工到底是怎么买这三十万的房子的？一次性还是分期？今年十月份公布的一组数据说，全国农民工月平均工资达到1210.9元。按照这个平均工资计算的话，农民工要攒够30万的房款得不吃不喝20年，这样看来付全款购房的可能性不大。如果贷30万，按照现行利息需月供2000左右，也远远高于1210元的农民工月均工资，更何况苛刻的贷款门槛，使广大农民工朋友几乎没有机会贷到银行的一分钱。 　　所以，任志强纯粹在胡说。农民工作为这个社会中较为弱势的群体，收入不说最低的也差不多，如果连他们都能够买得起30万的房子，那你为什么前面还说现在全国空置房已近2亿平米呢？全国农民工有2.1亿，三分之一就是7000多万，每人买3平米就超过2亿了，怎么可能有空置房呢？手里攥着30万的农民工为什么不去买你的房子呢？除非这1210元的月平均工资发的是美元，任总裁的话才有可能成立。 　　任总裁在整个讲话中，没有明确说明这个数据的来源，只笼统的说是环境部长透露的。呵呵，中国有环境部？没听说过。何况，即便有环境部长，他也不是分管你房地产的事吧？这谎话说的也忒离谱了。你任志强不是赵大忽悠，全国人民也不是范厨师，大家很清楚你不想降价的根本目的。在经济一片大好的时候，你是不会这么死乞白赖的跟全国人民解释房价高低的问题的，因为那时候人民手里还有点钱，哗哗的票子往你口袋里淌。现在经济不好了，人民手里的钱攥的紧了，你开始忽悠了，一方面希望国家出手救房市，一方面又不想减少利润，还想狠捞百姓手里的那点救命钱，心也太黑了吧。 　　作为一个商人，追求利润是天经地义的，我们能够理解，但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不应该通过损人实现利己的目的。今年7月20日，温总理视察广州时曾对参加座谈的企业家们表达了自己的期许：“企业要认真贯彻国家政策，关心社会，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企业家不仅要懂经营、会管理，企业家的身上还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不知道任总裁对此是如何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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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04日 11:45:23　评论(0)

农民工返乡潮 政府做好准备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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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04日 11:41:39　评论(0)

从母猪补贴谈农村政策落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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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03日 14:21:09　评论(1)

中国事情千头万绪，关键还是农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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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03日 14:19:26　评论(0)

家电下乡，必须尊重农民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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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03日 14:08:10　评论(0)

同样的中国人在中国的农民

　　财政制度 　　农村电、电话是农民自己集资建起来的，城里电、电话是国家投资的，城里人用的电和电话比乡村便宜；农村的学校是农民自己集资建的，农村老师的工资是农民自己开的。城市里的学校是国家建的，城市里老师的工资是国家财政开的；城市里的公路是国家修的，一公里就是好几百万甚至千万，农村里的公路主要是农民自己修的。农村几乎所有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是农民自己集资的，当然国家也有财政支持，但那是杯水车薪。都是中国的公民，在占有财政资源方面，标准是不一样的。 　　社会保障制度 　　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不覆盖农民的，谈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民来说，还太奢侈。这个极大的不平等说也是白说，不说也就罢了。但不能破坏农民自己的保障制度，即不能剥夺农民拥有土地的权利。那些生活在贫困地区的农民，一旦失去土地，他们怎么生活？我们为这些失去土地的人提供了什么样的社会保障呢？ 　　金融制度 　　城里人可以用身份证从银行贷款买房，乡下人不可以；城里人可以用房作抵押贷款，农民的房子也是房子，为什么不能用他们的房子、土地去抵押贷款呢？农民的财富也是国民财富的一部分，也是人民币的基础，为什么中国的银行不承认呢？如果我们农民的山、农民的地、农民的房，也能在银行里抵押，那农村也不缺投资，农民也有钱发展。现在，农民贷款生产农产品供城市人享用，贷款也是那么难，利息还高于城里几倍。外国银行不下乡，中国的银行也进了城，国家又不允许乡村民间金融存在，难道农村指望太空人提供金融服务不成！ 　　税收制度 　　农民的人均收入是（每年）两千多块钱，不是可支配收入，这些收入中还含着种子、自己和牲口吃的粮食。国家按农户农产品产量的百分之八点四来收取农业税，但如果把农民自己消费和投入生产的这一块除开，那肯定是百分之二十几或更高的税率了。再如果把粮食加工流通环节的税率考虑进去，农业的税率可能就在百分之三十几以上。一个农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就只有几百块钱，要交税；城里人一个月有几百块钱的社会保障。城里人做生意亏本，可以不做；农民种地亏本，可不可以不种？不种（的话）可不可以不纳税？不可以，不种地照样纳税。农业是最弱质的产业，农民是最弱势的群体，却面对最不优惠的税收政策。农民怎么不贫困呢？ 　　资源的配置制度 　　就说说扶贫的资源配置制度吧。国家的扶贫资源是属于穷人的钱，这个资源是由谁来配置的？是干部来配置的。谁跑步“钱”进、谁跑得勤就给谁。跑到扶贫资源是要成本的，资源通过一级一级的下拨是要雁过拔毛的。这些资源到了项目点、到了社区该怎么使用，还是没有穷人的发言权，还是国家干部说了算。不少贫困地区搞工程招标，谁主持，是干部，谁有权参加投标，极少数有钱的人，穷人在哪里呢？占99%的穷人被排斥在外了。 　　如果法律制度来配置扶贫资源，肯定会比干部权力配置更有效力；如果资源到了社区，由老百姓主导资源的使用，就可以用很少的钱办很大的事，因为中国农村有的是过剩的劳动力。但在不少地方，扶贫资源和公共资源配置成了权力和权力、权力和资本的交易游戏。 　　教育制度，医疗制度 　　这两个制度差不多，只说教育。人们似乎公认：“教育改变命运”。中西部的教育能改变中西部人民的命运吗？我看不能，反而使它们越来越苦难。我在我的《扶贫日记》里写过一个高中生，他的父母亲为了培养他，借了一身的债，他高中毕业到城里打工，每月的工资400元，要用十几年的时间打工来还债。他说只要还清债攒够2000元钱，他就准备回到他的那个小山村去结婚，再不来打工了。那时候他大概也有40岁了，不回山里城里人也不会要他打工了。现在的农村教育是什么？贫穷的父母亲，负了一身的债，支付了巨额的教育成本，好不容易培养一个高中生。高中生给了父母什么回报？没有！他把20—40岁黄金的时间给了城里，他得到了什么？没有！到了40岁，快要老了，城市和发达地区不要他了，把养老的包袱又甩给了中西部，甩给了穷人。教育是不是抽水机？教育不断地把中西部的资源向发达地区抽，不断地把穷人的资源往富人抽啊！ 　　我读小学时，几毛或一块钱读一年；初中时，一年两块钱；高中时，三块五块读一年；大学时，国家一个月补贴20多块钱，35斤粮票。现在我的孩子读书呢？小学100多，中学1000多，中考把录取分数线提得高高的，缺一分100元、几百元不等。现在我们读大学，国家给一点钱甚至不给，更多的是学校收钱。我计算了一下，从1985年到目前为止，农产品的价格涨了不到7倍，相当于农民的收入（在价格上）长了7倍。但现在农民教育支出涨了几百倍甚至几千倍，你说农民怎么不穷！农民能够卖的一点钱，就被我们的教育吸得一干二净，农民是要负债来培养自己的孩子，并且是给发达地方培养人才。 　　就业制度 　　很长时期，政府谈就业、失业问题，只谈城里人，农民不在这个话语里。直到今天，劳动法能保护的还是城里的职工，失业保障与农民工没有关系。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依然还存在严重的就业歧视。 　　更为严重的是在财政税收资源解决就业问题时，农民依然是极少考虑的，常说的再就业工程根本与农民无关。 　　国家的金融资源也偏向解决城市居民和国有企业职工的就业，每年有数百亿的贷款给了国有企业；证券市场也有更多的资源被输入国有企业。重要的职能就是保障就业。 　　谁给了农民这样的政策资源呢？ 　　解决农民的就业是不是没有办法呢？不是的。国家有很多机会可以为农民提供就业。例如，1998年大洪水后，国家拿出数百亿元治理大江大河，长江大堤每方土12元，这样的好事给了大企业家做了，大企业家转包给农村的拖拉机施工，每方土3.6元承包出去，一方土坐地净赚8元多。如果从农民就业的角度去考虑，几百亿可以解决多少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数百亿收入。再如，农村还有很多的水利工程待建，有的是要恢复原有功能。假如国家一时拿不出钱来，可不可以让农民先干上，发给农民劳动工积累券，农民可以凭券购买教育、医疗等服务或抵押给银行获得贷款。 　　主流社会，面对农民就业难的时候，总是指责农民文化水平低，素质差，不适应城市社会，不适应市场经济等等，全是歧视性的语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没有把农民的就业问题当成是“国民的基本权利”，没有把创造农民就业岗位当成政府的基本职责。 　　中国的农村什么最多，劳动力最多。每天有几亿农民没有活干，能挣钱的活专给有钱的人干，你说农民能不穷吗？ 　　工资制度 　　工资制度是一个最大的抽水机。城里人的工资里面包含有结婚、生儿育女、孝敬父母的部分，还有再教育和养老部分。农民工的工资呢？它包含这些吗？不包含。农民工一个月就500元钱左右，他们不可能完成劳动力再生产、承担不了赡养老人的义务，自己养老的问题也无法解决。 　　根据陆学艺、郭书田等先生的计算，每个农民工在城里创造的价值是25000元，但每个农民工得到的平均工资只有6000—8000元（这是高估了）。城市和发达地区每年从农民工身上得到16000元以上的剩余价值。如果进城的农民工是1亿人，那么农民每年被剥夺的就有1.6万多个亿。 　　工资制度对农民工严重的不人道，会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据统计，全国现在有千万以上的娶不起媳妇的农民和农民工。乡下的女孩子都嫁到城里去了，她们不愿意在乡下找一个养不起孩子和老人的老公，有的女孩子做二奶也不愿嫁给“足马”为妻。社会学家樊平呼吁，农村“美女”的流失将导致农村社会“荒漠化”！我们追求的城市化难道要以农村社会“荒漠化”为代价吗？ 　　土地制度 　　土地制度可能是第二大抽水机了。宪法规定，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所谓集体所有，就是村民共同共有。但农民的土地不能自主地进入市场交易，只能先给国家征用，再由国家出卖，国家征用1亩地几千、几万不等，转手就卖几万、几十万、几百万不等；农民自己在自己的地里盖厂子可不可以？不可以，还得先给国家征用了再买回来；农民在自己的地里挖鱼塘可以吗？不可以，要挖也得出钱给国家。据统计“国家”每年从农民的土地上拿走数百亿甚至更多的钱。 　　干部制度 　　但我说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干部制度也是一个抽水机。干部是上面提拔的，要当干部就只有找上面。想当干部就要跑步“钱”进，不跑步“钱”进想提拔，难！所以每年用于跑官的钱不是个小数目。这些钱从哪里来呢？当然是公款消费了。我提拔了，付出了很高的成本，怎么办？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赶紧用权力从老百姓身上寻回来。提拔的干部越多，干部换的越勤，老百姓的负担就越重，所以干部制度也是个抽水机。如果干部选拔权在人民，公布干部的权力在人民代表大会，当官就要给老百姓送礼了——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要是这样就好了。 　　现在也搞民主，干部也要选，谁提名呢？上面提名。谁想当干部，还是要给上面送礼才行。现在的民主还是上面的“民”主，把上面要的人“举”上去，和原来的效果是一样的；其实，老百姓要的是下面的民主，是要把那些不为民服务的人选下来的民主，这些人不选下来，好人怎么选得上去呢？好人选不上去，农民怎么不穷呢？ 　　法律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立了很多法，可是，来北京**的人越来越多了，一年比一年多。这说明什么？法不管用。那“法”为什么不管用呢？一个农民一年可支配的收入就是几百块钱，怎么打得起官司，请得起律师？穷人是用不起法律这个奢侈品的。当穷人用不起法律的时候，法就是富人或有权人用来欺负穷人的工具了。不打官司又没有其他方式救助，一般的情况就只有忍气吞声；实在忍无可忍了，穷人才进京城。很多人有理无钱，打得倾家荡产，最后走极端，结果有理打成无理，由**者变成一个违法者！ 　　我们依法治国叫了很多年，但犯法的农民越来越多了。一个农民从四川跑到北京打工，兜里只有500块钱，到了北京把车费一除，只剩下200块钱了。办暂住证、健康证等需要很多钱，也不知道在哪里办，为了生存只有不办了；要是不办，就是违法；不是违法，是不得不违法啊！穷人是逼得为了降低生存成本而不得不违法，真是冤枉啊！ 　　有些人嘲笑相信包青天的农民和“私了”的“法盲”。假如你是穷人，你就明白是怎么回事。 　　我曾经总结说，中国乡村有两个发展的趋势，要引起警惕：底层的民众不得不违法来降低自己的生存成本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基层的政府和基层的组织，以违法来养执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作为基层组织和基层政府，不违法是不能生存的，因为财政只给了60%的预算，还有40%要靠创收。以派出所所长为例，他的职责是惩治犯人，保卫人民，就得给他钱履行义务，但实际是政府财政只给人头经费的60%，没有办案经费，此外，公安局不仅没有钱给派出所，派出所还得每年给公安局交8万元钱。派出所从哪里搞钱，当然是用自己的权力找老百姓搞钱，这不就成了一个违法者吗？这就是“靠违法养所谓的执法”。派出所是这样，基层的法庭不少也是吃了原告吃被告。 　　有的人说中国的法制越来越完备了，中国社会越来越接近法制社会了，我相信一半。因为这个社会的多数人（特别是穷人），要想依法维护自己的权利，是越来越难以支付成本了。 　　科技推广制度 　　科技推广制度也是一个抽水机。农村急需要科技服务，这是毫无疑问的。农业大学的学生，读了四年大学，几年的硕士、博士，到农村当技术员，会去吗？当然不去！因为技术要追求高回报，中国农村小农经济没有可能支付高价读大学后所需要的回报。市场配置技术，结果就是有农业技术的大学生远离农民、远离小农经济、农村的技术人员越来越少。技术是不是绝对的不下乡呢？不是的，比如杂交种子下乡了，技术为了追求高额回报以一种物化的特殊垄断方式下了乡，农民不得不付出使用“技术”的高额代价。所以，靠市场配置技术的结果是两个，一是技术人才远离农村；二是农民使用技术必须付出高成本。 　　历次乡镇机构改革，工商要加强、税务要加强、财政要加强、土地要加强，凡是找农民收钱的部门都要加强。凡是农民需要的技术服务部门，比方说，农业技术推广站、渔业技术推广站、林业技术推广站……统统转制，统统推向市场自谋生路，这样改革的结果就是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网破、人走、技黄”，农民获得廉价的技术服务的权利被剥夺，为技术获得垄断收益创造了可能，这样改革的结果只会导致贫困的农民更加贫困。 　　市场主体制度 　　很多人都认为，农村最早改革开放，分田单干了，农民肯定是市场的主体，肯定有市场主体的资格。其实不是这样的，今天的农民还没有获得完全的市场主体的地位。 　　农民休耕，不仅要照常交税，还要受到罚款。这就等于用一种强制力逼农民用低偿或无偿的劳动力与土地结合，生产大量的廉价的农产品，来保证城市人的要求。农民有市场主体的地位吗？显然没有完全的市场主体资格，而我们那些主流经济学家和政府的官员动不动就要求将农民统统“推向市场”。一方面不给农民市场主体资格，另一方面要把农民推向市场。这是个什么道理？很清楚，强制2.3亿个农户生产，生产了，再把他们推向市场，形成无序的过度的竞争，农民能够得到社会平均利润吗？农业本身回报就很低，农民怎么不穷啊！ 　　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也是一个抽水机。城市户口相对于农村户口是很值钱的，我读小学时就知道城市户口的人的优越和高贵，城镇户口的同学吃的、穿的、住的、玩的都和我们农家子弟不一样。我当时好羡慕有城市户口的人。85年，我当乡书记了，很多农民找我解决户口，户口要粮食、公安、民政等好几个部门联合办公，最后分管的县长签字才能解决，解决一个户口除了要花很多钱外，还要花好多的时间和精力。到了90年代初期，县城的户口每年出售100个、200个、500个不等，每个30000元，一些农民，借债也给自己的孩子买户口，买高价户口还要开“后门”，那时也有好多人求我走后门，有的人真是哭着求我。再到后来，全国都卖户口了，有的城市一个户口卖十几万甚至更高，现在要得到北京等城市的户口，依然还要出钱买，我在北京工作好几年了，就是做不成北京人，因为买不起户口。户口这个东西，吸走了多少农村的财富！ 　　招标制度 　　现在，农村做一点公共设施都要招标了，似乎这就是公平的制度。也许招标制度在国际上或发达地方确实好，但在不发达的农村我认为不怎么好，是一个歧视的制度，加重农民负担的制度，必须改进。在一个不发达的地方，市场不能形成充分的竞争，在这样的情况下，招标就是几个干部和几个他们招来的“哥们”之间的公开的、合法的“灰色交易”。在招标的游戏中，既没有充分的市场竞争，又没有民主监督，99%的人被排斥在外，这样的招标只能是权钱的合谋。本来可以10万干好的事情，预算打到50万，权力和资本分肥；本来可以让农民的组织组织农民干，实行以工代赈，最后也来一个招标，实际上是权力和资本排斥穷人。现在，国家投入农村的“六小建设”资金的使用，和八十年代比较，一元钱只能做一毛钱的事；国家最近几年的扶贫资源越来越多，但脱贫的人数越来越少，有一个贫困省的政策研究的领导跟我说，不及原来的十分之一的效果了。对于扶贫资源使用的效力越来越低的问题应该引起反思了。 　　代表制度 　　县里面开人民代表大会，十几个农民的代表权只相当于一个城里人的代表权。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更不用说了。就是一个乡镇开人民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干部，没有几个是纯农民的；有几个是纯农民的都是干部提名的。这样的代表制度，决定了人数最多的农民“失语”。 　　类似上述导致贫困的制度还有。如果这些制度对穷人和富人；城里人和乡下人；对老百姓和当官的；对主流和非主流是一视同仁的、是公平的，我想农民不会这么苦！农村不会这么穷！ 　　主流社会对很多问题的认识就是建立在自以为是基础上的。就像当年回城知青对农民农村的认识一样。有些知青回到城后，讲述在农村的苦难，说在农村浪费了十年的青春。当时，没有人认为这句话有问题，其实说这句话的人也并不一定有歧视农民的思想。但是这句话的潜台词——却是说农民世世代代都浪费掉了——农民同城里人相比下人一等。正是主流人群自觉或不自觉地歧视农民，所以才有这些不平等的制度。这些不平等的制度设计，是有意或无意间这么形成的。所以，主流社会要认真反思；正因为是无意识的歧视，更应该认真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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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01日 14:59:08　评论(0)

大学生要抢农民工的“枪”

　　我们这代人大都唱过《接过雷锋的枪》，也曾立志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时过境迁，现在接枪的问题却发生在大学生和农民工之间，但不是学习工农兵，而是要抢农民工的“枪”。 　　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们却要抢农民工的“枪”？你会相信吗？但这确确实实地发生了。广州日报11月23日报道说：在广州市人力资源市场服务中心，手拿简历袋的大学生和拖着拉杆箱的农民工共同挤在招聘会专场狭窄拥挤的过道上。新闻含蓄地说大学生和农民工同场找饭碗，实际上是在抢农民工的饭碗！ 　　从内心讲，大学生要抢农民工的“枪”这一社会现实，还是令很多人诧异甚至震惊的。在大多数人的观念里，大学生是天之骄子，有文化有能力；农民工是社会底层，出的是牛马力。这两个截然不同的“阶层”突然一起抢“饭碗”，确实令人震惊。 　　之前虽有报道说，大学生贬值得厉害，尤其是应届毕业生，缺乏工作经验只能被迫接受800元/月的工资。当然这里不是在声讨中国的教育，也不是在反思大学扩招带来的社会问题。但不管怎样，大学生抢农民工的饭碗在人们传统的意识里，总是一件不可接受的事情。 　　但是我们不能不面对残酷的现实。前段时间新闻说，受金融危机影响很多公司或者减少招聘，或者取消明年的招聘计划，紧接着是农民工返乡，现在是大学生抢农民工饭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表示，今年就业形势十分严峻，而且这一严峻局面可能会至少持续至2009年第一季度。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介绍，今年大学毕业生有559万，明年将是610万，就业空间相对较紧，如果企业需求下滑严重，大学生就业岗位、就业机会相对而言就比过去有所减少。从官方角度肯定了金融危机下就业难度增大的事实。 　　国内大型人力资源服务外包公司易才集团的人力资源专家表示，对这一现象关注了很久。他认为，大学生和农民工抢饭碗是社会转型期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为了生存，大学生和农民工同场找饭碗，或者抢饭碗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尤其是在金融危机还在继续深化的情况下。同时他还提醒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判断，明年一季度就业形势会出现更大的困难，但从二季度开始就业形势就会好转，总的就业人员的数量和今年相比会略有下降。另外，他还提醒大学生应该放宽视野，除了招聘会，还可以考虑网络招聘和人力资源公司的招聘，给自己多一个机会。 　　这样的分析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判断终归是判断，最终还要看国家的应对措施。年前追加的1000亿已经投放下去，4万亿投资计划的首个千亿工程也已启动。新闻报道说，高速公路每投资1亿元就能提供1800个就业岗位，间接解决2100人的就业问题。那么这次主要投资在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岗位的提供应该不会少于这个数字。也就是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判断是有依据的。 　　之前有报道说，北大才子陆步轩沦落街头卖肉，但后来谋到了公职，这不但是个例，而且有个完满的结局。但现在大学生抢农民工的“枪”，是在招聘会上，是人数众多的普遍现象。如果任由这种情况继续下去，80年代“反智”的社会现象回潮不是不可能发生。所以，还需要决策层对此给予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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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01日 14:42:22　评论(0)